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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隆二年1019年夏五月，在经过近半年时间，跨越万里长途之后，康王刘晔终于抵达帝国西京。这一路漫长而辛苦，对年近六旬的刘晔而言，不管是意志还是身体，都是一种考验。
不过，刘晔的意志是经过岁月与世事千锤百炼而成就的，因此道阻且长，但他走得从容，行得放松，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负担。
就像是沉下心来，完成人生中一场难得的旅途，一路上，他考察着安西军政，巡视自己的王国领地，同时也观察着大汉西北诸道的军政状况，遇到那些他年轻时曾履足、奋斗过的地方，也会停下脚步，追忆往昔，动情之时，甚至老泪纵横。
而从进入高昌道后，一直到关内，每到一大城，刘晔都拒绝当地官府的礼物迎奉，只要求他们把当地的中下层僚吏、行伍、士绅、商贾、百工召集在一起，听他为康国展开的“宣讲”。
过去，安西三国常有使者、官吏，到大汉内地来宣扬政策，传播名声，以招揽人才，但那些具权威性以及诱惑力。
即便很多人，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刘晔的宣讲会，但依旧有一部分人为刘晔描述的蓝图所吸引。安西三国，为了从帝国吸引人才人口，已经使用了不少手段，明里暗里，黑的白的，可是煞费苦心。
当然作为康国的王，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刘晔还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，他重点讲述是康国的“人才口安顿计划”。
作为一个驭民百万的王，刘晔也深谙如何打动人，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什么的对西北士民已经不大管用了，因此，刘晔所言所述，都是最实际的东西，重点就着眼于“利益”二字上。
刘晔详细地介绍了康居国所拥有的大片优良水土、草场与特产，城市、人口及贸易，以及王国制定的对汉地人口优越的安置政策。
当然，类似的政策宣讲，此前康国的使者、专吏已经做过，但从刘晔嘴里亲口说出来，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同时，刘晔一点也不绕弯子，甚至不避讳谈及钱与权，甚至对一个汉人入康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，都被赤裸裸地明码标价了。
只要是汉人，去了康国，官府会发钱、土地、耕牛、农具，甚至会分配仆奴从隶，前三年一切税收减免，这还是针对普通汉人劳动力的。
至于有学识、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长的，待遇就更加从优，同时，在移民上有突出贡献的，比如能带百人前往康国的就能当营所制下的都头，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谋个镇长的职位，上千人那就能成为营主，连同仆从人口在内掌管数千人的生计乃至生杀大权。
也不要怕康国没有足够的钱粮、牲畜、工具，在几十年的扩张掠夺中，康居国攫取了大量财货，刨除内部封赏以及正常行政、军事支出，依旧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人口安置计划的长期进行。
当然，财富与奴隶都是有上限的，先到先得，后来利短，这是必然的，因此，有志西进者，需要抓紧、从速，否则机会只能让其他人抢了去.
刘晔的一番宣讲动员，对于帝国西北的上层权贵抑或底层黔首，诱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，前者在国内已经是人上人，后者所求也不过一个安稳与温饱。
但是，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，包括墨吏、退伍官兵、商贾、工匠等城市小民，还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、黑恶势力，却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康国，是为他们这些人，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，一个阶级跃升的平台。有些事情，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，要想实现需要千难万难的努力，但在康国这样的封国，实现的难度却呈指数级降低。何况，哪怕冲着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郑重保证，康国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。
只要是个人，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，就没有不想着骑到别人头上做人上人的，说不想的，要么他已经实现了，要么就没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机会，一旦让他碰到了，再看看其嘴脸如何？
再退一万步，那些虚的都不提，就冲刘晔拿出的一项重磅诚意，就值得一众冒险者蜂拥而去。那就是，康国决定把和州地区的玉石产业拿出来共享，欢迎汉地商贾前去采掘、经营。
玉石，由于其特殊的意义与象征，千百年来，在中国都备受推崇，围绕着玉石，也诞生了一片庞大且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市场。
尤其在太平时节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不论什么阶级，只要薄有资产的，基本都会想办法搞一块玉，做成配饰。
而在大汉帝国，即便从开宝时代算起，整体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，其中又伴随着人口的激增，生产力的提升，商品经济大爆发，社会财富大积累，自然也催发了玉石市场的大繁荣。
这个市场的广阔，几乎是无限的，关键就在于，玉石尤其是优质玉石的原材料资源的匮乏，而过去几十年，帝国最大的玉石产业链的源头在哪里？
毫无疑问，是于阗！乌玉河、白玉河，两条河流，虽然不产黄金，但在于阗权贵的眼中，就是两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，由二河出产的各类玉石，在大汉市场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。
但是，这一笔财富，几十年来确一直掌握在于阗国的权贵手中的，外人根本插手不得，通过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，满足自己奢华生活的同时，还能养兵、养民。
于阗所拥有的玉石之利，显然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，如今，轮到康国掌握“玉石大盘”了，并且明确表示，愿意将之分享出来，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.
刘晔一路东来的种种言辞作为，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阵阵波澜，自然通过武德司的情报系统，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刘文济御案上头。
得悉其事后，刘文济除了赞其处变不惊、从容有度之外，对其苦心孤诣，甚至不惜拉下脸面自卖自夸，以吸引招揽远人，发展康居国的做法，也颇感唏嘘。
其所言所行，似乎已经能够说明其为何冒着逾制乱法、遭遇帝国反噬的风险，去吞并同属藩国的于阗了。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与朝廷，康国要发展，要立足西域，要维持和巩固汉人的统治。
作为帝王，刘文济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刘晔，然而，他是大汉帝国的皇帝，汉族国度最高的统治者，他必须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，站在汉帝国宗藩体系的格局上来考虑问题。
不过，对刘晔于沿途宣讲招揽人口、人才行为，刘文济却没有设阻，这也导致，刘晔入京一行，就为康居国吸引了超过三万的汉族移民，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官方准确统计的，但效果是很明显的。并且，“康国民”的转化率也不高，因为其中有半数的人都是为了去从事玉石相关生意。
同时，刘文济也按下了朝廷内部，因为刘晔姗姗来迟，而准备的欢弹迎劾仪攻式讦，就事论事即可，更多的，细想着来，实在没有必要，徒惹人非议罢了。
时隔十数载，刘晔再次踏足大汉帝国京畿，上一次，还是太宗皇帝驾崩之际。需要指出一点，在康宗皇帝驾崩之时，亲自到帝京奔丧吊唁的封国王就已经不多了，安东王刘文渊这种过分积极的人不多。
拿安西三国来讲，当时只有北廷王刘文共亲赴洛阳，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赵王刘昉。至于刘旻、刘晔两兄弟，只是遣有身份、够资格的重臣为使，赶赴西京，代为致哀。
十多年的时间，有多少物是人非，又引发了刘晔多少的唏嘘感慨，就不赘言了。不过，当康王那一副一脸迟暮、形如枯槁的模样落在帝国中枢君臣眼中时，都难免生出恻隐之心，当然，这份恻隐根本上是源于刘晔的身份。
玩政治的往往心脏，但不意味着同情牌、感情牌不能打，这得看时间，分对象。康王刘晔，毕竟是世祖皇帝的儿子，是当今天子的皇叔，年纪既长，面对朝召令，不辞辛苦，万里迢迢，实在是不容易。
晚年这趟辛苦且漫长的旅途，又赶在一个不那么适宜时节出发，跨越冬、春、夏三季，其中仅季节的变化，就足够人受的了。就是正常的青壮年，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，就更被替老迈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，也就是拉长了赶路的时间，否则刘晔早就客死途中了。
因此，可想而知，刘晔最终是以怎样一副形象出现在帝国君臣面前，即便保持着基本的体面，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暮气，总是让人戚戚然。
在广政殿中，政事堂里，当着皇帝、众宰、礼部、理藩院等诸多相关部司重臣的面，当刘晔解开衣袍，裸出上身，露出那密密麻麻、大小小的创伤印记与疤痕时，帝国君臣明显被震撼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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